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述评 作
者：
陈佳奇
作者简介：
陈佳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中共意识形态研究发轫于 1980 年代，其焦点集中于破除极“左”思潮与拨乱反正等资政议题；1990 年代渐次转向意识形态认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以及提升中共意识形态话语权等理论层面。其研究内容，包含中共意识形态来源、意识形态历史发展与变迁、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与创新等多元面相。既有成果多为理论分析与论证，其研究视角、方法与资料仍有待拓展，而注重以历史主义视角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借鉴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方法、发掘利用民间的新史料，则是推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可循之路。
期刊代号：D2
分类名称：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1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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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从革命到执政时期一直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特别重视，中共意识形态既包含一套在变革发展中追求自洽性的理论体系，又
延伸至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层面，通过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作为颇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课题其覆盖面主要包括中共意识形态理论来源、中共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谱系、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研究、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等内容。自 1980 年代伊始，该问题开始备受关注且研究成果斐然。十八大以来，中共意识形态问题更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①因此系统评析中共意识形态研究进展，探寻拓展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可循路径，不仅对深化中共意识形态内在机理研究裨益良多，亦对深入研究习近平意识形态领导思想，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形势下巩固和扩大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简要回顾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与内容，分析当前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并就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思考，旨在抛砖引玉，推进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一、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与内容
1980 年代，中共意识形态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进入学术视阈。尤其是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之后，随之继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潮流使得知识界对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进行了深入反思，更加注重客观历史地考察中共意识形态领域。80 年代初到 1991 年苏联解体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起步阶段。自胡耀邦复出工作后，关于党内“三次路线斗争”的布局就渐次铺展开来，②党内意识形态领域亟待破除“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的历史隐患，意识形态领域除旧布新之举呼之欲出。这一时期关于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也呼应着政治变革的潮流，集中关注破除极“左”思潮与意识
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等重大议题。早在 1978 年，《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就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刊发文章集中整理，编辑出版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人民出版社，1978)，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意识形态的主体内核。其后围绕破除极“左”思潮，大量研究集中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形成的理论成果。③这一时期尽管在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蔚为大观，但是研究者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仍持谨慎小心、敬而远之的态度。④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至 21 世纪，中共意识形态研究驶入急速进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观念多元化、管理科层化法制化，这些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认同问题、认同危机也应运而生。⑤由此，“人民的认同处于不断的建构—破裂—建构过程中，剧烈变化的现实往往使得一种认同刚刚确立，瞬间又变得虚无缥缈了”。⑥加之苏联解体使中共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性，这一个时期关于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具有典型现实意义。
其一，如何巩固增强中国社会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扩大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探索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的方法路径，成为该时期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焦点。⑦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风起而来的是中国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面对文化霸权与和平演变相互交织、文化繁荣与文化危机并行不悖的局面，从加强意识形态角度探讨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著述亦屡见不鲜。这部分研究大体关注两类问题，第一类研究集中梳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
问题与挑战，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环节，亦是凝聚社会共识的“黏合剂”，这类研究集中关注经济全球化、苏联解体、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转型、邪教亚文化等因素给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挑战，尤其强调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性和特殊性；⑧第二类研究侧重于发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路径，着重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凝聚一元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导之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途径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进而提升社会个体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自信。⑨
其二，以巩固执政党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提升中共意识形态影响力与凝聚力为研究目的，理论界着重考察了中共从革命到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转型及当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构。⑩部分研究者对中共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与特征加以厘清，指出中共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具有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渗透性与非渗透性、历史性与动态性、排他性与开放性等特征。(11)其次，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容出发，指出该内容包含唯实、为民、未来、畏言四个方面。(12)面对新媒体和全球化时代中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所面临的挑战，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构成为研究的焦点，其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循。(13)学界也从新媒体时代的特殊性出发，强调通过整合新媒体资源，强化话语监控和制度规范，营造积极健康、合理有序的虚拟话语空间入手，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时效性与影响力。(14)
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必然是主体与客体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灵活地将意识形态进行传播并加强其过程的管理，才能实现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作用，因此中共意识形态的传播与管理亦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张丽芬提出意
识形态传播必须以“认同”为基础，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和互联网三种方式来实现。(15)聂丽琴从意识形态传播的创新性模式出发，提出通过生活化、文化性、快乐化的策略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传播。(16)杨火林从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入手，主张整合意识形态，使执政党所追求的价值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其途径首先是党校教育和整党整风运动，借此中共加强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17)与此同时，群众思想教育活动也是中共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通过群众教育，中共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实现了传播、宣教和巩固之效。
二、中共意识形态研究的热点与分析
意识形态不是一种僵化和固定不变的世界观，而是一种解释社会现实的动态体系。这种动态体系涵盖连续性和调整性两大特征，其连续性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减少焦虑和抵制，考察中共意识形态来源及其历史发展是分析其连续性的重要环节。但是，意识形态也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帮助政权合法性持续再生产，由此对中共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演进与创新也成为研究的焦点。
(一)意识形态理论来源研究
中共意识形态理论脱胎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界对中共意识形态来源的研究在政治学、哲学领域均有关涉，其核心议题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阐释。
其一，侧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及其性质的研究。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深入考察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特征，作者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是在虚假性或否定性意义上使用，但其继承者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则不再笼统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直接强调意识形
态的阶级性及其对抗斗争。(18)朱育和将意识形态视作一个历史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经历了“批判性—描述性”的变迁，并被斯大林赋予了阶级斗争工具的价值。(19)戈士国从分析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意识形态话语的文本入手，指出“交互作用”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建构的主要方式，通过旧词新用和异质视阈的接合从而扩展了其概念的张力与统摄力。(20)西方学者也着重发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雷蒙·高斯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虚假”包含三种含义，即认知性的、功能性的和生成性的。认知性的意识形态是指虽然观念本身是错误的、不真实的，但恰恰因为错误和不真实才承担和完成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功能性的意识形态是指观念本身即使是真实的，但用来维护一种压迫性的权力，而观念的支持者还没有意识到；生成性的意识形态是指观念本身并非虚假，但它可能产生于连观念的支持者都没有意识到的潜意识动机。(21)约翰·汤普森尤其注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意涵。他认为意识形态首要关心的是象征形式与权力关系交叉的方式，只有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有意义的象征现象才是意识形态。(22)
其二，学界着重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形成发展的历程，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形成、发展和运用作为中心线索厘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联及其自身发展演变的特殊脉络。(23)在此思路的基础上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指导地位的确立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对这一议题的关注一方面体现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意识形态思想研究，侧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分析。(24)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确立过程的展开梳理，关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进程，进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阐述在意识形态领域巩固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之历史必然性。(25)
(二)意识形态发展谱系研究
梳理中共对意识形态发展进程的起承转合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尤其是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不同节点。这部分研究涉及中共意识形态的起源、转折、变迁以及发展创新等核心议题。
其一，侧重考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源起与历史发展。陈亚杰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形成的起点，全书透过研究新启蒙运动所使用的思想资源、内容口号、发展过程、历史地位等方面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26)郭若平将“五四”作为思想历史符号，通过考察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五四”内涵意义的阐释，以及中共“五四”纪念仪式的历史演化，管窥中共塑造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27)彭继红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为考察对象，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变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把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实践层面的意识形态的过程。(28)李美玲以意识形态观为研究中心，梳理中共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及其在各个时期的各个阶段，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共意识形态观的基本特征。(29)还有部分研究着重于中共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脉络，考察中共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与侧重。(30)
其二，关注重大历史转折节点中共意识形态的演变与走向，其中从“社会主义建设”转向“文化大革命”、从“阶级斗争”转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学界研究社会转型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变迁的重点视阈。刘晓的
《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是研究“文革”时期中共意识形态的扛鼎之作。他在书中用核心概念“文化失衡”来解释“文革”爆发的原因及影响。他认为“文革”时期不良的意识形态或极端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文化失衡，由此打破意识形态与文化的正常关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31)美国学者沈大伟着重分析了中共自 1990 年代以后近 20 年来组织与思想建设的举措及其变动，指出中共的宣传、组织与控制都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收缩与弱化的趋势，但以上变迁亦保持鲜明的调适性与灵活性，以适应新环境所提出的要求。(32)在台湾学者吴安家看来，中共意识形态变迁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毛泽东在中国大陆推行共产主义实验失败后，邓小平重新评价毛泽东历史功过及毛泽东思想，并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33)陈明明侧重于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他认为改革开放后主流意识形态大致显现了从超越性到世俗性、从排斥性到包容性的变迁轨迹，从一种致力于论证革命合法性的理论学说，演变为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的观念体系。(34)在他看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三部分即价值—信仰部分、认知—阐释部分与行动—策略部分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转型的原因，萧功秦的研究做了详尽的阐释。他指出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主流意识形态的超越性渐次解体，以往一切理论、政策、路线和思想方法都要置放于“实践”中依据是否“有效”予以判断，而此前曾作为应对决策失误危机的“权宜之计”以及在新形势下为适应改革开放而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则开始从生活世界的角度刷新“意识形态的库存”，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变革。(35)李侃如着
重关注意识形态转型之后的结果，在他看来此种转型促使意识形态作为新的合法性源泉就是“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导致功利主义原则开始流行。(36)萧功秦将此称为“意识形态的世俗化”。(37)对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林尚立认为主流意识形态由超越性回到世俗性时，其排斥性的特征被世俗化所消解或软化，逐渐呈现出包容性的趋势，这实际上是构建民主法治以发展现代国家的本质要求。(38)徐海波着重强调意识形态转型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效应，突出其对政治民主与法制社会建设之效。(39)宋少鹏从妇女解放理论的视角，指出市场化条件下带来了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向自由主义的转型，造成对某些群体结构性压迫的盲视。(40)总体来看，意识形态转型这一问题的研究呈现出视角各异的纷繁趋势，且一直以来热度不减。
其三，注重考察中共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创新。吴建国、杨先奎、朱育和等人以通史视角，梳理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四大中共意识形态发展历程，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表现形态进行纵向考察，从而大略勾勒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风云变幻、新陈代谢的历史演进轮廓。(41)面对意识形态认同与安全所面临的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这源于执政党没有能够区分反映精英利益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和反映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意识形态，要解决上述问题，他认为必须“再塑意识形态”。(42)在重建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时考虑到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可容性和整合性，努力减少党的意识形态或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面。(43)国内大量研究也从理论层面呼应了郑永年所提出的“再塑意识形态”的要求。(44)关于推动中共意识形态建设与创新的路径研究，学界侧重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注重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先
进性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与凝聚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加以探讨。(45)
台湾地区对于中共意识形态发展创新问题亦有所观照。吴安家认为中共意识形态发展变迁的主要方向是克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利用政治运动宣传意识形态、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46)陈述之、江衍良从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的结构入手，认为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力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相适应、中共领导与全民利益互为向前，将意识形态调整为更具经济意涵、更加开放富有弹性，以求收编各方话语满足各方要求，扩大正当性。(47)林奎燮以文化霸权为研究视角，指出中共正是通过构建自己的文化霸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由“西方中心”向“中国中心”过渡，中共意识形态从依靠马列主义为合法性工具转变、回归到中国主体的建构之上。(48)台湾学者能够从历史长时段视角出发，从整体考察中共意识形态变迁及规律，虽囿于立场偏向难以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但也为深化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三)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研究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记者就开始以纪实报道的形式介绍中共领导人的思想，但多数报道的纪实性与文学性偏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准确地说，海外学界对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及理论应起步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史华慈在1951 年出版了盛名海外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在该书中首先使用“毛主义”(Maoism)一词将毛泽东思想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抛入学术研究视野。(49)其后欧美学者创办了诸如《中国季刊》《近代中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等刊物集中讨论“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其研究开展延循两条路径，
其一是以史华慈、佩弗、施拉姆等人为代表的学者着重关注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关系。其二是以理查德·所罗门、白鲁恂等人为代表，注重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考察毛泽东的个性心理对毛主义发展的影响。1993 年，在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之际，海外学者举办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讨会，翌年《中国季刊》设置“毛泽东百年”专栏，由海内外久负盛名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者施拉姆主持，其《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在方法论上坚持将历史叙述与政治评论相结合，以综述的方式对二战以来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进行了总结性的评价与论说。(50)
进入 90 年代后，耶鲁大学的迈斯纳另辟蹊径，开创了“后毛泽东主义”的研究领域，将心理分析方法进一步广泛应用于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与分析之中，侧重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开辟了新路。他认为毛泽东主义明显地倾向于乌托邦社会主义，一方面体现在毛泽东对农民智慧的欣赏，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另一方面表现在毛泽东留恋农村、敌视城市和资本主义，自然而然地淡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论断，更加青睐通过人民的力量即民粹主义路线去构建平等的乌托邦。(51)进入 21 世纪以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堪称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典范，目前已有 14 部研究专著面世，其中不乏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的高质量著作。其中尼克·奈特所著《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毛泽东对于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地位与作用的论述，分析了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一系列尝试。潘佐夫撰写的《毛泽东传》主要以俄罗斯所藏的一手档案为依据，细致展现了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的关系，评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的思想活动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想，明确了中国革命与苏联剪不断理还乱的关
系。怀特所著的《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以纵向时间脉络展开，介绍了从 1935 年至 1945 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形成与发展的历程。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主要探讨了毛泽东的知识构成、成长环境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
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还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上，尤其是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大多数海外学者都认为邓小平寻找到了一条将中国引向崛起的现实主义之路，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渐次铺展，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西方学者对邓小平赞誉较高的同时也开始质疑中共的意识形态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特质。(52)不过这一观点并未在西方学界达成共识，美国学者约瑟夫·迈哈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所谓“后毛主义时代”仍然明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且它更加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他认为邓小平理论包含三个价值观：(1)试图从根本上重建一种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所表达的政治核心；(2)为了满足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发展需要而追求“小康”；(3)当先锋队政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康”社会进行良好的管理时，“小康”社会就会提供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辩证道路。(53)20 世纪末苏联解体后，中共作为成功存留的共产主义政权，更加迫切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与转型的重要性。2002 年开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官方话语中出现，西方学界随之加大了研究力度。海克·霍尔比格认为，“三个代表”反映出中共作为一个能够改革和自我现代化的政党重构自身合法性的努力。(54)布鲁斯·迪克逊同样承认“三个代表”思想进一步扩大了党所代表的利益范围，旨在不抛弃其阶级基础的情况下，扩大党的群众性特征。(55)此阶段中共更加强调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要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俄罗斯学者斯米尔诺夫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它对党的历史任务性质的论述不再囿于传统，不是把国内外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任务作为重点，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56)中共意识形态话语所发挥的不再是纯粹的说教与动员作用，更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根基与源泉动力。
国内关于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成果的创新性研究集中于“改革精英创造性转换说”，侧重从总体视角考察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成果的发展变迁。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分析视角，强调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沿革的动力来自国家，这种变革是与党和政府领导人对局势的认知紧密相连的，是党的核心领导层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持此论说的代表性学者包括徐湘林、陈明明、萧功秦、郑永年、萧延中等人。徐湘林认为中共领导人推动意识形态变革的决定性考量因素，一是政治稳定，二是领导层的权威，三是体制的连续性和继承性。(57)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革新和领导层的代际转换，领导层在两难选择中更倾向于以制度化和理性化的方式，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化解影响政治稳定的社会政治因素，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机会。(58)陈明明主张中共领导层基本是利用旧的意识形态“库存资源”(如“实事求是”)，开发新的意识形态功能(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采取务实主义行动以化解危机，因此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鲜明的继承性。(59)郑永年认为邓小平相信党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来增强政治合法性，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由此南方谈话对市场作用的重新阐发为市场经济成为改造社会的方式创造了意识形态合理性。(60)在萧功秦看来，“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源于领导层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层面的考量。执政党不再仅仅是某一阶级利益的代表，而是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容纳性。(61)2004 年 9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05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进入前所未有的关键时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创见丰富发展了党建思想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新时期宣传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进治国理政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学界对此研究亦呈现蔚为大观的局面，其焦点集中于以下维度。第一，系统阐释该思想的内容。李宗建将习总书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思想归结为 7 项内容，主要包括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定位、方针、立场、重点、传播策略、创新路径的阐释。(62)从宏观理论视角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与分析。第二，从方法论的视角审视习总书记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的实践意义。侧重研究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进而阐释习总书记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方法创新。(63)第三，大量成果基于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整体思路，侧重将意识形态工作与国家治理的理论搭建、实践开展相结合，集中厘清意识形态工作与深化改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宣传工作、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关系，综合评述习总书记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的价值内核。(64)总体来看，上述研究对习总书记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总体
上还停留在对其讲话的解读与研究上，并未从历史发展的视阈，分析习总书记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在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思想的历史进展中的独特地位；对当前意识形态工作所面临的时代挑战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估计，但是并未深入探讨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如何在新时代破解难题、发挥其实效性的可循路径，关涉意识形态思想演进与时代背景互联同构、协同发展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既往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回溯学界关于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无论是对其思想来源、发展脉络，还是对其转型创新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从总体上把握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审视，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其研究路径有待于更新与拓展。
首先，研究偏重理论与现实，缺乏历史深度。学界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多侧重于解决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例如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建设与理论创新等方面的问题，缺乏关注不同历史情境下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意识形态本身在历史中具有恒常的形式，它无处不在，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方面却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必须在具体的历史叙事结构和历史语境中才能分析意识形态的指涉含义与作用方式。
中共意识形态建构及理论在不同的阶段，呼应历史情境的变化，其理论主体的表现形式会随之变化，它的理论和叙述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效应。(65)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对革命运动的命名，从国民革命变更为民族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表述随着历史情境的变迁和政治目标的调整而发生修正，基于不同历史情境之下的历史叙事模式成为支撑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要载
体，由此衍生出的阐释路径为构造意识形态解释光谱开辟了新路。纯粹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无法深查其意义与作用方式的变迁，结合历史语境与史料展开分析，考察历史叙事中的意识形态书写，不仅有利于拓展历史叙事理论的研究范围，更有利于推进研究的实证化、学术化。
其次，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学科交叉视野。关于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多局限于延循文献分析法，研究成果过多集中于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该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使研究难免趋于同质化、平面化。
西方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为中共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有利参考。尤其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分析，它借助于社会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以语言为媒介，阐释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维持权力关系的途径。不同于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对现实客观世界的反映，西方一部分学者将意识形态看作融入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约翰·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反映日常生活的思想体系，而是调节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借助于话语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会被再现出来。而表征权力关系最明显的符号就是官方语言，“官方语言的正当性是通过反复灌输而铭刻在人的行动中的，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渐进的过程。当官方语言的正当地位被确立起来的时候，一个人只有会说官方语言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上层”。(66)由此可见，官方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可以作为研究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的突破口之一。
话语分析的前提是明确话语和社会现实的相互交织性，它所重视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应用的情境。汤普森总结出话语分析的三种方式。其一，所有的话语分析所重视的都不是单个句子，而是超出句子单位的文本或话语交流过程。其二，
大多数话语分析都重视自然发生的话语表达过程。其三，话语分析重视话语与话语之外事物的关联。(67)意识形态是通过话语表达出来，这种话语嵌透在日常生活中并构成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话语分析日渐成为研究的重要途径。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视角，还是佩肖的话语构型范式(68)，此种话语分析方式为深化中共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如下方法论的借鉴，即在考虑到不同历史条件对话语制约的前提下，分析意识形态语言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关注意识形态语言的历史变迁与转化机制，对意识形态语言作用的语言环境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剖析。
最后，文献发掘不足，研究视角偏于固化。总览关于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其所依照的资料多为中共中央层面的档案文件，或是领导人的著述与传记，文献使用范围较窄，这使得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多集中于运用思想史的方法从宏观脉络梳理中共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或是集中讨论中共领导人意识形态理论成果，对中共意识形态历史发展的微小细节与事件关注不够。目前，从微观视角考察中共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的著作，颇具代表性的是张孝芳的《革命与动员：建构“共意”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该书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怎样在农村与基层发挥对民众的革命动员作用，由此迎合民众的心理需求，从而与民众达成一种关于革命的“共识”，实现在广泛动员群众的基础上扩大中共意识形态影响力，以巩固革命胜利的目的，但类似这种研究中共意识形态的史论结合著作并不多见。国内多数研究仍偏重于理论分析或是长时段的意识形态发展历史的梳理，海外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也难以实现“中国中心观”的立场，多运用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对中共意识形态发展进行“概念化”阐释，受研究资料的局限，海内外中共意识形态研究都难以做到从细微处深入。
笔者认为中共意识形态宣传、作用及效果，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展现出来，但民众作为运动的承载者可能会表现出超越高层预计的合作或抵制的姿态，与此同时决策者也会根据情势的发展对路线方针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这种中央与地方、上令与下达之间的“讨价还价”才是历史真实而复杂的面向。1949 年以后，中国在城市和乡村的管理控制上发生了本质变化，国家机器以“利维坦”的方式深入基层社会，尤其是对社会结构和民众观念的改造力度前所未有，融合社会史与思想史两种研究视角，不仅可以从民众社会生活演变的角度理解中共意识形态发展的起承转合，更有利于深入探讨中共从革命到执政历程中，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嬗变。不过对此方面的研究则需要大量史料的发掘与支持，借助更多地方档案材料及口述资料统而用之，这既便于对文献史料相互确证、解释纠误，更有利于增强论证的可靠性，为这一领域开拓更为广泛的研究空间。
正如约翰·汤普森所言：“意识形态的分析不能被孤立地考虑，而必须被置入一般社会理论框架之内。”(69)30 多年来，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从长远来看，在研究选题方面不能仅仅满足于宏大的理论探索，更应该立足于不同的历史情境，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相融合的视角，发掘众多历史事件背后国家政权和民众生活的互动及其关系，进而研究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的意识形态变革所塑造的思想观念和国家认同的理路。同时，中共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需要推动研究方法的创新，尤其是注重借助西方意识形态概念研究中话语分析、符号分析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本话语分析与外部运作方式两个层面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阐释。另外，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角，特别是注重运用历史学的分析思路，从地方层面发掘更多与中共意识形态问题相关的政
治、文化、社会运动的新史料，运用更加具体翔实的史料深化对意识形态这一宏观问题的研究与探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中共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顶层设计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巩固主流思想的舆论地位，应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潜在挑战做出积极有益的探索。事实表明，中共意识形态的研究并未走向历史的终结，此研究还需要借以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方法论来不断深化。中共意识形态问题将会在未来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变动，对此方面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的选题和撰写得到中国人民大学耿化敏副教授的指导，在此致谢。
①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3 年 8 月 20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鲁言：《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红旗文稿》2016 年第 6 期。
②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往事》2010 年第98 期。
③相关成果包括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编《真理标准浅谈》，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杨西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探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人民日报社主编《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出版社，1981；上海出版局编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
资料选集》，1978；邢贲思：《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78。
④朱育和等主编《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第 1页。
⑤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 5页。
⑥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 15页。
⑦王永贵：《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孔德永：《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 年第 6 期；邹庆华：《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机制建设》，《理论探索》2015 年第 4 期；陈霞、王彩波：《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应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⑧田改伟：《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徐成芳：《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2012 年第 6期；陈金龙：《文化交流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湖湘论坛》2010 年第 4期；张爱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分析》，《思想教育研究》2014 年第 5 期。
⑨张骥：《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吴琦：《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张博颖、苗伟：《文化软实力
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天津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 年第 2 期；韩源等：《论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中的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7 期；聂圣平等：《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科学社会主义》2011 年第 5 期。
⑩相关的代表作品主要包括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 年第 1 期；曹国圣：《从话语权视角看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走向》，《理论探讨》2006 年第 1 期；袁铎：《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长白学刊》2006 年第 3 期；刘先春、关海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的当代建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 年第 3 期；唐爱军：《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 年第 5 期；葛彦东：《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 年第 1 期。
(11)杨昕：《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与特征》，《理论界》2014年第 6 期。
(12)李宏伟：《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四个基点》，《理论月刊》2016 年第 1 期。
(13)杨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 5 页；廖小琴：《全球化场域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化与建构》，《教学与研究》2015 年第 4 期。
(14)魏建国：《新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理论月刊》2014 年第 2 期；全家悦：《崛起与重构：大众文化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第 17 页。
(15)张丽芬：《开放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方式与传播途径》，《理论月刊》2009 年第 9 期。
(16)聂丽琴：《大众文化的传播特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模式创新》，《求实》2010 年第 11 期。
(17)杨火林：《建政之初：1949-1954 年的中国政治体制》，东方出版中心，2011，第 143 页。
(18)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 1～2 页。
(19)朱育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第 2页。
(20)戈士国：《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源初语境、建构方式与分析架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 年第 3 期。
(21)宋剑：《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性及其研究进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
(22)[英]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 62～63 页。
(23)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郁建兴、陈建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嬗变与转型》，《北方论丛》2008 年第1 期；姜迎春：《论解放战争后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特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 1 期；任志峰、郑永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与运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王永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5 期。
(24)侯惠勤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英]戴维·麦克莱伦、林进平：《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九大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 年第 6 期；包毅：《意识形态理论：列宁的诠释及其启示》，《求实》2011 年第 11 期。
(25)相关研究涉及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接受：1919-1949》，《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 年第 1 期；陈先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王庆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6)陈亚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起源：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语境》，新星出版社，2009。
(27)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 1 页。
(28)彭继红：《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研究(1949-2009)》，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 3～4 页。
(29)李美玲：《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观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第 7页。
(30)相关研究包括安祥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历史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戴焰军、李英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
(31)刘晓：《意识形态与文化大革命》，洪叶文化，2000，第 7 页。
(32)沈大伟、俞可平：《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 6～7 页。
(33)吴安家：《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与持续(1949-2003)》，台北，“国史馆”，2004，第 49～52 页。
(34)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第 293 页。
(35)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36)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 142 页。
(37)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浙江学刊》2006 年第 4 期。
(38)林尚立：《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中国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 20 页。
(39)徐海波：《中国社会转型与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 21 页。
(40)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妇女研究论丛》2011 年第 4 期。
(41)吴建国：《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朱育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情态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42)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东方出版社，2016，第 8～9 页。
(43)郑永年：《再塑意识形态》，第 139 页。
(44)侯惠勤：《新中国意识形态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王永贵、洪光东：《适应与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探讨》2008 年第 2 期；石本惠：《党的先进性建设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郭大方：《执政党政治整合的基石：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与思考》，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等等。
(45)代表性研究包括杨海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陈晓明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新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林国标：《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石云霞：《十六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王永贵、洪光东：《适应与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探讨》2008 年第 2 期；金坤城：《意识形态的建设与管理》，《前沿》2011 年第 3 期；曹和修：《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与发展》，《前沿》2011 年第 14 期；程刚：《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内涵——基于党意识形态九十年发展史视角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12 期。
(46)吴安家：《中共意识形态的变迁与持续(1949-2003)》，第 2～3 页。
(47)陈述之、江衍良：《改革开放时期中共意识形态的结构与演变：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过程》，《中国大陆研究》2012 年第 3 期。
(48)林奎燮：《文化霸权与有中国特色的中共意识形态》，台北，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49)史华慈认为“毛主义”的战略本质是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些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纯粹由农民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