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中医药大学 思政部，江西 南昌 330004）
【摘 要】红色资源在引领青年增进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学界对“红色资源”的界定还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为“三强三弱”现象，有些界定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甚至是违背了科学的定义原则。我们认为，该概念应综合考虑采用“资源本体、时间跨度、包含内容、创造主体、政治导向”等五个核心要素，采用“邻属+种差”的逻辑学原则进行界定。
【关键词】“红色资源”；概念；界定
红色资源在引领青年增进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厘清红色资源的概念，理所当然就成为了首先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和红色资源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对于红色资源的不同的界定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不同的理解又会必然影响到后续的研究工作。
一般认为，学术界关于“红色资源”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谭冬发、吴小斌2002年7月在《老区建设》上发表的《“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红色资源”这一概念，并对红色资源的含义进行了表述。此后，众多学者们从各自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什么是红色资源”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由于目前专家学者主要是根据红色资源的形态并结合自己的理解来认识红色资源的内涵的，因此学界对于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还远没有达到完全一致的看法，有些界定还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甚至是违背了科学的定义原则，这就需要我们在这个本源性的问题上做更深入的思考以及进一步的探讨、沟通、修正和整合。
一、当前对“红色资源”界定存在的问题
尽管当前学界对于红色资源的概念、内涵等的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对于“红色资源”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入和精确，但纵观该课题的整个研究历程，在对“红色资源”的界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三强三弱”的现象。
（一）强列举，弱概念
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是人们用于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纽结，是认识过程中的阶段，同时也是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单元和形式。它是一类抽象的、普遍的想法、观念或充当指明实体、事件或关系的范畴或类的实体。换句话说，概念是某一类事物本质的抽象和概括，而并非是具体事物或某些实体的列举。在对红色资源的界定研究中，有些研究者却倾向于列举红色资源包含的实质内容，而弱化对“红色资源”的概念性描述。如徐艳萍认为，“红色资源包括有形资源， 无形资源 ， 文化资源和人物资源。”魏本权则“将红色资源归结为独特的人文资源，它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形成的革命精神、优良革命传统、革命文化等精神文化遗产，也包括体现红色精神的物质形态。”再比如饶勇、邹小华指出红色资源从内容上来说涵盖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物质的红色资源包括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公墓、旅游线路等。精神的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具体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品格；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作风以及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这些界定显然是对红色资源包含的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列举，而非概念性描述。
（二）强红色，弱资源
根据语义学的观点，在语言如何反映客观事物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由词、概念、客观对象组成的三角图形。词是用来反映客观对象的符号，概念是说话人或听话人在头脑中产生的有关客观对象的意义，客观对象即被反映的事物。具体到人们如何理解“红色资源”这个问题上，三者关系是：作为客观对象的相关精神和物质实体唤起人们头脑中红色资源的概念，并通过与主体大脑中关于红色资源的图式进行比对分析，在作出是否符合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联系到相应的词语“红色资源”。可见概念在人们认识和理解红色资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大脑会以一种最有效益的方式进行分析，即首先判断这些现实的客观实体是不是资源，然后再在满足这一条件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这一资源的属性问题，即是否符合限定性条件“红色”。可见，从语义判断上讲，该词语中“资源”应是第一条件。另一方面，从词语的句式上讲，很明显“红色资源”是一个偏正词组。该词组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修饰和限定成分，用以规范被限定成分的性质和范畴，而后一部分则是该词组的主体部分，是表意的核心。由此可见，在对“红色资源”的界定中，理应把“资源”作为定义的重点，牢牢把握住这一表意核心才符合科学的定义原则。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现有的一些研究除了少数几个注意到这一问题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把定义的中心放在对“红色”的表述上，而出现弱化“资源”的情况。
（三）强邻属，弱种差
定义是认识主体使用判断或命题的语言逻辑形式，确定一个认识对象或事物在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使这个认识对象或事物从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彰显出来的认识行为。形式逻辑学常用“邻属-种差法”来给认识对象下定义，并把它视为给概念下定义的标准科学方法。邻属是指邻近属概念，即包含被定义者最小的属的概念。而种差则是指同一属概念下的种概念所独有的属性和特征，即区别于其它属概念的本质的特征。如在对“人”这一概念的定义中，“动物”就是与这一概念最为相近的邻属概念，但如果我们由此说“人是一种动物”，虽然表述正确，但作为定义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种差，即没有表明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如果我们加上“能够制造复杂生产工具”这一种差就得到了关于“人”的完整定义：“人是能够制造复杂生产工具的动物。”在对红色资源的界定中，目前学界很多人赞同李实和耿琪的认为红色资源包括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两个层面。很明显，这里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只是一种邻属概念，虽然“红色资源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这一表述是正确的，正如前例所述，由于缺失“种差”，因此这一定义同样是不完整的。
二、“红色资源”界定应关注的几个要素
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时，必须重点关注以下几个要素：
（一）资源本体
“资源”一词对应的英文是“resources”，原义是指创造人类财富的源泉。现在认为“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由此可见，资源具有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价值，是能创造财富的财富，效用性是资源的本质属性。“红色资源”是一种可供人们开发和利用的精神或物质实体，同样具有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需要的特性，同样具有很强的效用性。承上分析，“红色资源”归根到底是一种资源，因此对于“红色资源”的界定必须坚持资源本体的地位。
（二）时间跨度
时间跨度的界定是对“红色资源”界定的又一个关键性要素。即到底“红色资源”产生和发展于哪个时间段。早期的研究认为这一时间跨度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如谭东发、吴小斌认为“红色资源”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这一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排除在红色资源的时间跨度之外的观点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挑战，也有的学者从广义的角度把这一时间跨度拓展到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时期。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红色资源的时间跨度应该界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三）包含内容
“红色资源”究竟应该包含什么内容，目前学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赞同李实和耿琪做出的红色资源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概括。认为物质的红色资源指的是革命历史遗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公墓、旅游路线、文学作品。精神的红色资源是指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四）创造主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其能动性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自主性相对于依赖性而存在，是形成主体性的关键要素。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自为性提供了主体产生和发展自主性的条件，它是相对于主体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而存在的范畴。选择性为主体自主性的发挥提供方向的指导，而创造性则为主体自主性提供内在动力和创新性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在红色资源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当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充分发展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从而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和建设时代，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留下了众多的宝贵的红色资源。
（五）政治导向
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红色资源是一种优质的教育资源，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就是这一概念的应有之义，因而在对“红色资源”的界定中，导向性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性要素。我们要善于把红色资源的导向性和市场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使红色资源更好地发挥效用，如现在红色旅游蓬勃发展，就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伴生物的红色资源，必然会有正、反两面，那么，反面的伴生物是不是红色资源呢？对于这一问题，任何草率的回答都有风险，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关键要看政治导向。有些物质实体本身是反面的，但反映的却是正面的革命精神，如上饶集中营，虽然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设立的一座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人间地狱，因此属于中国革命的反面伴生物。但由于它反映的是叶挺将军等爱国志士在狱中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同凶残的国民党特务进行了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的斗争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气贯长虹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因而有着重大的正面教育意义，当然属于红色资源。在肯定主流的基础上，我们也注意到，当今一些地方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如某红色旅游景区推出“扮日本兵进村抢花姑娘”项目，就是打着红色旅游的幌子，置红色资源正确的导向性不顾，尽显“三俗”之风。再如某地投资近千万修张国焘故居，这既是中国革命反面的伴生物，又没有正面导向价值，自然不是红色资源。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对“红色资源”界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红色资源界定应关注的五大要素，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红色资源”定义如下：“红色资源是指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具有正面导向价值的、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可供开发和利用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总和。”这一定义完全按照“邻属加种差”的逻辑学定义模式，由邻属概念“一种物质和精神要素总和”和包含了“五大要素”的限定性种差构成，符合科学的定义规范。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突出了“资源”的核心地位，较好地修正了“三强三弱”的界定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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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实.准确认识红色资源的丰富内涵[J].政工学刊， 2005，2.
[6] 耿琪.红色资源——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亮点[J].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2.
基金项目：江西中医药大学2012年度人文社科类一般项目（2012RW016）、重点学科青年教师培养培养计划资助项目（2012jzzdxk076）。
作者简介：高虹（1974- ），女，江西九江人，讲师，研究方向：高校德育；吴寒斌（1973- ），男，江西中医学院副教授，南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1级博士生研究生，研究方向：红色资源的利用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